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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學能否被經典化？如果不能，道理何在？假如可以，它又是如何被經典化的？
在我的觀察中，“網絡文學經典化”這一問題最早是由北京大學邵燕君教授及其網絡文學研究團隊提出的。早在十年前，邵燕君就發表了《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此文后來又成了《網絡文學經典解讀》一書的導言。在她的表述里，網絡文學的經典性顯然是不容置疑的。具體而言，其經典性特征不僅體現在傳統紙質文學典范性、超越性、傳承性和獨創性等共性上，而且還有其專屬的網絡性和類型性等個性作支撐。例如，“核心快感機制（爽點）”一般不會成為傳統文學的經典性要素，但若是打量網絡文學，這種要素必須考慮進來。正是在這一語境中，“后西游故事”“奇幻”“修仙”等12種網文類型以及由此選出的12部網文，便成了網絡文學經典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幾年之后，黎楊全教授在《網絡文學經典化是個偽命題》一文中指出，網絡文學是一種虛擬的社區性文學，卻很難稱其為封閉的文本，因為除了那個主文本之外，還包括在社區中的互動、討論等。他拿來“網絡文學就是唱卡拉OK”這一比喻，并引批評家吳過的說法道：“一大幫熱愛文學的網蟲聚集到因特網這塊嶄新的天地里，自娛自樂地唱卡拉OK，在BBS上發帖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唱得好，有人吆喝幾嗓子，拍幾下巴掌；唱得不好，有人拍磚。”如此一來，“網絡文學經典化”在他那里就成了印刷文化思維之下的產物，“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實際上是試圖在傳統的印刷文學序列中獲得一個名分”。
對于黎楊全的觀點，青年學者王玉玊撰文商榷：“從古至今，任何文學作品都具有雙重屬性，既是即時的、流動的文學事件，也是持存的、固態的文學文本，網絡文學亦然。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并不因其流動性而成為一個偽命題。”不久前，黎楊全又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社區性而非經典性——再論網絡文學能否經典化》中進一步強調：“從社區性而不是經典性出發理解網絡文學，意味著文學觀念的轉變。經典強調的是意義，是符號的闡釋，而社區性、交互性突出的是文學的游戲性。”
這樣的爭鳴和討論自然是富有意義的，也能給人帶來許多啟發。但恕我直言，當黎楊全強調文學經典化更多與印刷文化、紙質文本關系密切時，他或許已劍走偏鋒，讓討論跑偏了。因為網絡文學固然與其媒介屬性有關，但它首先依然是文學。既然是文學，如果我們不在“文學性”上做文章，卻只在“媒介性”上找答案，那就遠離了談論文學經典化的根本。童慶炳先生在《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一文中曾談及文學經典建構的六要素，其中前兩種要素——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空間——被看作文學經典建構的內部要素。而實際上，只要我們涉及文學經典化問題，無論是傳統的印刷文學還是網絡文學，這樣的內部要素都是必須予以考慮的。黎文的觀點是，由于網絡文學與印刷文學不同，所以考慮其社區性而不考慮其經典性，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但實際情況很可能是，當我們談論某部網文時，我們只會在意《悟空傳》或《盜墓筆記》這一主文本，那些次生文本（互動、討論）盡管也參與了網文的生產，但隨著網文的竣工，它們也就完成了使命，并淡出人們視野。最終，我們在意的依然是主文本的文學性或藝術價值。既然我們面對的是這些東西，同時，某網文以后要想流傳下去，也依然只能靠這些東西行走江湖，那么，談論網絡文學的經典性就應該是順理成章之舉。
至于如何鑒定網絡文學的文學性（藝術價值），卻是可以見仁見智的。也就是說，在此層面上，我們必須承認網絡文學與傳統的印刷文學存在差別。既然有差別，其評判尺度也就有所不同。比如，在面對傳統文學時，語言的好壞肯定是我們談論文學性多少有無的重要維度（汪曾祺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道理或許就在這里）。但是談及網絡文學，語言很可能已退居文學性的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則是爽點或其他東西。
如果“網絡文學經典化”不是偽問題，而是真問題，那么，接下來便需要回答網絡文學是如何經典化的。
在我看來，無論是以印刷文本出現的純文學、通俗文學，還是以互聯網為存在空間的網絡文學，它們在誕生之初便開始走向經典化之途。當然，它們最終能否修成正果，主要還取決于它們是否具有成為經典的潛質。二十多年前，趙毅衡先生曾有《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雙軸位移》一文面世。此文區分了“專選經典”和“群選經典”，認為它們是兩條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因為前者面對純文學或精英文學，此類經典的遴選與更新往往是專家學者的內部之事。這就是說，“批評性經典重估，實是比較、比較、再比較，是在符號縱聚合軸上的批評性操作”。而后者遴選經典，則是通過投票、點擊、購買、閱讀觀看、媒體介紹、聚積人氣等進行的，“因此，群選的經典更新，實是連接、連接、再連接。主要是在橫組合軸上的粘連操作”。我曾撰文把他的“群選經典”改造成“民選經典”后指出，《平凡的世界》便是“民選經典”的產物。它雖然也有茅盾文學獎加持，卻因不受當時專家學者重視而被排斥在“學院經典化”之外。而它能流布至今，則是“民間經典化”的功勞。這就是說，它能被無數讀者追捧，只能意味著是另辟蹊徑，走出一條堅實的“民選經典”之路。
像《平凡的世界》一樣，網絡文學無疑首先也是“民間經典化”的產物。在這一問題上，邵燕君的判斷尤其到位：“任何時代的大眾經典都是時代共推的結果，網絡經典更是廣大粉絲真金白銀地追捧出來的，日夜相隨地陪伴出來的，群策群力地‘集體創作’出來的。”這也就是說，網絡文學因其與生俱來的民間性，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也并不以專家學者的喜好為寫作動力。唯其如此，讀者也就成了他們的衣食父母，同時還成了判定其作品優劣好壞的“基層法官”。也許只有在網文界，我們才能想起“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諺語是多么一針見血，體會“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多么要言不煩。
現在的問題是，當網絡文學在“民間經典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時，學院派人士，亦即那些網絡文學研究者又在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關于這一問題，我覺得王玉玊已談得比較清楚。在她看來，盡管“在文學研究者入場之前，網絡文學已經建立起自身的評論話語、評價標準與‘地方性’經典化流程”，但研究者的介入依然是必要的，因為“相比于粉絲，專業的文學研究者有著更宏觀的文學史視野，對于媒介變革與社群文化特性也有著更充分的自覺，應成為將社群文化與整體文學史相勾連、將網絡文學經典納入整體文學經典譜系過程中的積極力量”。不過，或許是囿于她本人的網文研究者身份，說得過于明確反而會有自吹自擂之嫌，所以她的表述留下了一些空白。這樣，我也就有了“填空”的可能。
在我的思考中，“民間經典化”雖然生機勃勃，但它常常也是既自發又無序的。文學研究者的任務便是如何把這自發變為自覺，把這無序變為有序。在傳統文學的經典建構中，經典“發現人”往往由學院派人士充當，但網絡文學其實已無須“發現”，因為在學院派人士入場之前，它們已被無數網友點擊閱讀，投票推選，從而走完了“發現”的程序。而這時候，研究者所需要的便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對已經“發現”的作品進一步“確認”，并把它們納入“學院經典化”的軌道之中。從這一意義上說，無論是搞網絡文學年度排行榜，編選《中國年度網絡文學》，還是出版《網絡文學經典解讀》之類的著作，其實都是“確認”之策，是“扶上馬，送一程”之舉。也就是說，雖然網絡文學已被“民間經典化”過手，但它依然有可能不大牢靠，而需要專家學者為其加固。這樣“學院經典化”仿佛就成了鋼筋水泥。而“民間經典化”有“學院經典化”站臺，也就不必心虛氣短，而是可以“渾身是膽雄赳赳”了。
或曰：在傳統文學中，經典的建構與確認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整體而言，網絡文學誕生還不到三十年，如果我們現在急于宣布某些網文已是經典，會不會顯得有些迫不及待？這一問題也很有意思，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編輯：程璇